2015年被稱為中國的“新常態”之年。
坊間不少評論指出：“本屆政府上任以來新政頻發，與之相伴出現最多的一個詞匯就是‘新常態’。”既然是“新常態”，政府的宏觀調控手段必然有新變化，受其影響，“新常態”下的實體產業發展也必將產生深刻變化。
究竟會如何變化，政策的調控方向劍指何處？按照目前國家經濟和產業發展的階段來看，結構調整是重中之重。
但是我們要看到，其實在歐美發達經濟體是較少將產業結構調整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指向，而發展中國家卻相反。發展中國家往往以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和干預微觀主體的投資和生產行為，以便在較短時間內建立起較為合理的產業結構。因此，產業結構調整也成為發展中國家關鍵的經濟政策目標之一。而未來我國對產業結構的調整必將成為“新常態”下經濟變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制造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紡織工業來說，產業結構調整也是目前以及未來一段時期內紡織工業的重要戰略任務。
既然是調整就要有調整的“章法”，這種“章法”既要順應行業發展的規律又不能不疼不癢；既要針對當前的主要發展矛盾精準施政，又要考慮到行業競爭力的維系；既要支撐短期經濟發展提出的目標，更要權衡長期發展的戰略需要。“章法”至關重要。
2015年開年以來，紡織行業頻繁出現新政、新規、新標準。先是海關總署調整出口退稅率的產品清單、接著棉花進出口關稅稅率進行了調整，隨后行業史上最嚴“環保法”出臺、環保部修改了《紡織染整工業水污染物排放標準》，最近又頒布了“６月１日起毛皮服裝、鞋靴等日用消費品降低進口關稅”的政策……行業競爭越發激烈，企業生存越發艱難。
當然在一系列“緊箍咒”的頻繁出臺之時，也有許多促進行業發展的規劃。比如寧夏就于今年年初出臺了“紡織工業中長期發展規劃”，石獅也出臺了“紡織鞋服產業三年跨越計劃”，新疆更是一波接一波的新政促進紡織工業的發展。除此之外，廣東省PTA項目環評下放市級、今年繼續免收出口紡織品檢驗檢疫費、質檢總局出臺促進跨境電商發展指導文件等利好消息對于提振行業信心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與此同時行業于2015年以來也出臺一些新標準，比如《產業用紡織品分類標準》于3月1日正式實施、家用紡織品起球新規、OEKO-TEX新標準以及針對嬰幼兒、兒童紡織品的標準正在加緊制定等對于行業健康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所有的政策法規最終都是為了更好地促進行業發展，適應當下的“新常態”。沒錯，新常態是帶來了經濟下行的嚴峻挑戰，但是與此同時也蘊含了產業轉型的重大機遇；其既是轉折點，也是新起點；既要攻堅克難，又要持續用力。對此紡織企業既要深入理解、統一認識，又要精準施策，主動作為，化挑戰為機遇，牢牢把握轉型發展的主動權。
紡織工業應該說是最早受益于“改革開放”政策的產業之一，“改革開放”也是目前一切關于行業發展的所有產業政策的鼻祖和最頂級的國家戰略政策之一。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行業發展面臨越來越復雜的內外環境，諸多行業政策應運而生，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有些政策的出臺卻成為了企業發展的一道“緊箍咒”。
棉花政策：“零政策”是最終理想國
要說近年來最受爭議的相關紡織的產業政策，當屬“棉花政策”為之最。短短三年棉花市場經歷了過山車的大漲大跌，遭受了數千元內外倒掛的棉價，棉紡企業關停死一片，棉農不買賬、國儲棉積累數千噸……棉花，這一重要的紡織原料仿佛如鳳凰涅般經歷了一次生死掙扎。
2014年，“直補”代替“收儲”，紡織企業送了一口氣，但是行業又面臨著新的問題。目標價格的確定、儲備棉的壓力、棉農買棉難的現實情況等。按照中棉行協日前對對會員企業的調研情況來看，企業運行總體情況好于去年同期，信心逐漸恢復，但是仍舊不是很樂觀。
有企業反映，長期以來，棉花產業與紡織產業緊密相連，紡織行業的平穩運行離不開棉花產業的健康發展，當前棉花存在的一些問題，對棉花產業的可持續發展以及紡織產業的轉型升級都帶來了阻力。企業認為，不僅紡織行業要市場化，農產品也應走向市場化，僅依靠補貼和優惠政策的行業或企業生存的路會越走越窄。
正如棉紡企業反映的情況所言，中國要從紡織大國成為紡織強國，棉花品質和生產紡織產品同等重要。目前國家的棉花政策基本上是量化指標，沒有質化指標，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制約了紡織行業發展。所以，我國的棉花問題必須進行系統性研究和分析，尤其要圍繞質量，在種子、種植、加工、加工工藝與設備、機采、檢驗指標等諸多方面進行開發，真正做到質量保證，成本適中，價格全球市場化。同時還要注意產業鏈中各環節要密切銜接，要將紡織廠的訴求及時傳導到棉花加工、種植端。
除了企業反映的情況，有政策分析員指出棉花市場要最終實現健康發展應該徹底否定現行的棉花保護政策,包括收儲政策、價格補貼政策、托底價收購等。該分析員認為：“這些政策的共同特征就是刺激棉農的種植積極性,它勢必造成種植面積的增加和產量的提高,就算不增也減不了多少,使本來就過剩的產能繼續膨脹。收儲確實解決了棉農的賣棉難的問題,但是把這個難題轉移給了國家,現在國家不收儲了,改成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它還要消化收儲形成的龐大庫存,棉企怎么可能像國儲那樣全盤收購超過國內需求的上市新棉?那么賣棉難的現象就會出現,到時候,棉花很有可能不是積壓在棉商的手里,就是積壓在棉農的手里,或者積壓在國儲庫里。”
對于目前在新疆等地區實行的目標價格補貼政策，該分析員指出：“如果不設底線地進行全額價差補貼,棉農就可以以很低的價格銷售來獲取補貼;即使設定了補貼的市場價,新棉賣到市場價以下幾乎是肯定的,棉農雖然能得到市場價與目標價之間價差的全額補貼,也是要虧損的。財政拿了那么多的錢來保護棉農的利益,結果卻打了折扣,沒有取得應有的效果。”其認為，必須用壯士斷腕的勇氣，徹底取消并不再出臺任何形式的棉花保護政策，方才能真正實現市場化。
新環保法：加碼“生死線”
除了棉花政策，還有一項法規從去年開始就受到行業的持續熱議，那就是號稱“史上最嚴”的環保法。
2014年，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并確定于2015年1月1日正式實施。緊接著環境保護部出臺了《環境保護按日連續處罰暫行辦法》、《實施環境保護查封、扣押暫行辦法》、《環境保護限制生產、停產整治暫行辦法》等4項配套文件，這些文件讓法律規定的法則不再是空中樓閣，也就意味著今后企業的違法成本將會非常高。
一法四規增加了對企業的監管力度，這還不夠，不久之后，國務院又發出了文件——《關于加強環境監管執法的通知》，文件指出要“不留監管死角、不存執法盲區，向污染宣戰”“堅持重典治亂，鐵拳鐵規治污，采取綜合手段，始終保持嚴厲打擊環境違法的高壓態勢”“有效解決職責不清、責任不明和地方保護問題”，再次表明了我國堅決向污染宣戰的決心。
分析指出新修訂的環保法有三嚴：一是對企業要求更嚴，特別是首次規定“按日計罰”的嚴厲措施，將會給污染企業以從未有過的最大違法成本；二是對地方政府要求更嚴，明確了環保直接與干部考評掛鉤；三是對監管部門要求更嚴，列舉了九種失職瀆職行為，并規定了嚴厲的行政問責措施。
印染行業一直是所有工業中的污染大戶。根據2012年環境統計數據，在調查統計的41個工業行業中，紡織業廢水排放量23.7億噸，居第3位，其中主要是來自印染行業；化學需氧量排放量27.7萬噸，居第4位；氨氮排放量1.9萬噸，居第4位。十大水系監測的972個國控斷面中，Ⅰ~Ⅲ類、Ⅳ~Ⅴ類和劣Ⅴ類水質斷面比例分別為63.1%、25.3%和11.6%。其中主要污染指標為化學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和總磷，遼河、淮河和海河水系均IV-V類和劣V類斷面總數超過50%。特別是在經濟發展較快的東部地區污染最重。
現在國家對印染的準入政策越來越嚴格，廢水間接排放標準提高到CODCr200mg/L，敏感地區甚至到了CODCr60mg/L。業內專家指出“新標準相對國內印染實際情況是非常嚴苛的，但是目前國內先進印染企業基本已經可以完全達標，有的甚至做到了間接排放COD為150mg/L。但是對于大多數中小型印染企業來說壓力還是非常重。”
面對嚴苛的排放標準，企業自救是必然選擇。有消息指出紹興地區已有90多家印染企業通過廢水排污權抵押的形式，從銀行貸款16.6億元進行環保融資；浙江蕭山地區的印染企業的排污系統也按照要求進行了全面升級，
現在環保已經成為了企業的生死線，地方政府也出臺了許多地方文件鼓勵企業節能減排，加大監管力度，未來紡織工業要實現可持續發展應該說環保的要求只會越來越嚴格，畢竟“新常態”下的發展要的是質量，只有高質量，未來才更有希望。
